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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唐太宗李世民竟然是篡改历史的大骗子  

2015-11-05 17:39:32|  分类: 文史专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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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李世民竟然是篡改历史的大骗子? - 柏村休闲居 - 柏村休闲居
唐太宗李世民
   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,正是由他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,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繁荣的顶峰,由于他的文治武功,历朝历代都视之为圣明君主的代表。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,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说,在野史和民间流传中,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,杀死长兄李建成,然后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,从而登上了皇位的,其手段可谓心恨手辣、残忍暴虐;但在正史记载中,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,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,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,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?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?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。
  据史料记载,李渊共有四个儿子,长子建成,次子世民,三子元霸早死,四子元吉。李渊家世显赫,名应图谶,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,而李渊自然也明白,所以他韬光养晦、深藏不露,虽然早有异心,却一直按兵不动。此间由于朝廷横暴征暴敛,连年战乱,搞到百姓民不聊生,到处都是农民起义,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,开始觊觎天下,但他性格老成持重,一直深藏不露。即便如此,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,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,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。
  温大雅所撰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是关于大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,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,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。据此书所述,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,因为其它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,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,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、血气方刚,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。
    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底,李渊受命南下针压起义军,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(今山西朔县),隋炀帝大怒,派人囚禁了李渊,李渊非常恼火,便想起兵,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,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,力量分散,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,因此只得忍住。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,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,让他留守太原,力阻突厥。一旦有了机会,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,他马上通知建成、元吉,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,于是李建成在河东招集英杰之士,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,下大力气招揽人才,不久,建成、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。
  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初,李渊让晋阳命令刘文静伪做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,在太原、雁门、马邑等郡征兵。二月,李渊又趁叛隋而起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(今山西宁武南)之机,以防备刘武周为名,下令募兵。 与此同时,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,取得了突厥的支持,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。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,李渊终于起兵反隋,由于他准备充分,谋划精密,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,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、威不可挡。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,进城后秋毫无犯,慰抚民众,恢复旧业,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。七月份,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留守,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。李渊亲领三万人,誓师动兵,改易旗帜,开向关中,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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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高宗李渊
  由此可见,太原起兵的全过程,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,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,他为大唐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。而一直以来“阴结豪杰”、勇而有为的李世民,是得力的助手,是积极的配角。然而在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中,事实却发生了歪曲。
  《旧唐书》记载,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,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,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,李世民见有机可乘,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,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,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,李渊闻之大惊,只是逼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,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,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,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。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都延用了这种说法,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,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,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、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。
 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,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。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,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,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,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,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,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,李世民决定制史官,撰修国史,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,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,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。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,并为自己辩白道:“今欲自看国史者,盖有善事,固不须论,若有不善,亦欲以为鉴诫,使得自修改耳。” 贞观十四年(公元640年),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,“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,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,表上之。”在李世民授意下,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动因写成为“安社稷,利万民”的大义行为,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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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武门复原图
 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,贞观史臣在撰写《高祖实录》和《太宗实录》时,费尽笔墨来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,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,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,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,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。这样,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,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,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,这样,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。
  还有一种解释,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,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,降低李渊的功劳,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。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,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,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: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,李世民、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,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要“欲大举义兵,远迎主上”,这样一来,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,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。
 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加到自己身上,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,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《太宗实录》时,极力渲染他出生时“二龙戏于馆门之外,前后三日才离去”的异象是一致的,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,更是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、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。
  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,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,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。由此可见,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,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,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“玄武门之变”的恶劣行径,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,水到渠成,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,至于还有没有其它目的,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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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宗
皇帝是篡改历史的元凶
  自战国以降,君王对待不合圣意,直笔写史的史官和他们所写的史书,处理的办法比较简单,即贬杀与焚烧。这种做法,虽然可以达到泄愤和毁书的目的,但记载君王功绩的部分也随之荡然无存,这种做法显然很愚蠢。于是,从唐朝中晚期开始,皇帝变聪明了,他们一改以往愚蠢野蛮的做法,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标准,对史官己经修成的史书进行篡改。
 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朝任过史官,在编撰《顺宗实录》时,由于对宫禁中事,直笔实录,被叱之为“繁简不当,叙事拙于取舍”,尤其受到宦官的攻击,并向皇帝告状说,《顺宗实录》不实。宪宗听说史书有问题,大为不悦,即令人删改。直至唐文宗上台,仍下诏,令宰相路随修改,理由是“《实录》中所书德宗、顺实朝禁中事,寻访根柢,盖起谬传,谅非信史,宜令史官详正刊去。”(《旧唐书.路随传》。其实,宦官所谓的不实,正是史官秉笔直录了宦官们为祸朝廷的劣迹;皇帝所谓的信史,正是要史官对皇帝掩恶扬功,让后人只知他们的英明伟大,而不知他们的过失恶行。这就叫做为尊者讳。由此可见,史官修史之难。
    韩愈虽然因修史遭受攻击非议,毕竟还未因此惹祸。到宋朝就不同了,宋哲宗绍圣年间,文豪黄庭坚执笔撰修《神宗实录》,因“诬谤不实”而获罪,被贬为涪州别驾。主编吕大防与参预修史的范祖禹、赵彦若等人,也被牵连获罪。所谓“诬访不实”,其实是黄庭坚在《实录》中直书神宗朝推行新政的某些失误之处。可见“实”与“不实”的标准,是皇帝决定的。
  在唐宋时期,史官修史不合圣意,还只是史官遭贬谪,史书被重修,而到了明代,情势更是大不一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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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棣
  明朝篡改历史的最大手笔是明成祖朱棣,此人在夺取帝位三个月后,为了抹去他起兵夺权的记录,下诏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《太祖实录》是建文帝朱允文(朱元璋之孙,朱棣之侄)即位后,下诏由方孝孺为监修编纂的,始于朱棣起兵发难之前,终于其即将夺取帝位之时,历时三年。史官们站在正统的立场上,对朱棣的记述多有贬斥。朱棣岂能让自己起兵篡位的记录流传于后世?于是,他下令革除建文年号,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,命李景隆(三朝勋臣,后降朱棣)、茹常(降臣)为监修,翰林学士解缙为总裁,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并令解缙等人对建文朝的全部章疏进行清理,凡涉及“靖难”者,统统烧掉。李景隆、茹常都是建文朝的变节者,当然不可能秉持修史的原则操守。他们组织一班文史官员,大删大改,捣鼓了八个月,便完事大吉,原来建文一朝的事实,都变成了附录。书成之后,原来的《太祖实录》即行焚毁。
    不过,在这一批修史的官员中,也有具史家风骨的人。譬如,临海人叶惠仲,他原任某地知县,因有文名,在建文朝被征召入京,参与编修《太祖实录》,书成后升任南昌知府。这次因重修《实录》,再次被召。他本着史家的良知和修史原则,如实记载“靖难”之役,结果触怒了朱棣,被满门抄斩。后来,李景隆、茹常、解缙也分别因事获罪,遭贬或下狱。生性多疑的朱棣,说由他们监修的《太祖实录》“非信史”,便于永乐九年再次下诏修改。这次重修,耗时五年,删除了一切对朱棣不利的记述,又增加了不少由他认定的所谓“史实”。书成献上,朱棣“披阅良久,嘉奖再四”。一部由皇帝老爷认定的“信史”,就这样流传于世了。
  帝王们带头篡改历史,如此一来,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,哪些属于信史,哪些属于伪史,有时还真是真假难辨。
 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自此,历代正史收归官修,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,在原则上不被允许,称为“稗史”,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。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,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,统一思想,删益由人。
  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,除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外,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。而之前,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,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,班固、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,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。自唐太宗开始,史家之风开始败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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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篡改扭曲的古代历史
  一、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
  《史记》上说,商鞅由魏入秦,因为景监的推荐,才得以见到秦孝公。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?是个阉宦。但是,《裂变》的作者,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,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,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在《裂变》中,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,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“前军副将”了,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,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。总之,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,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。
   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“帝道”,“帝道”讲不通又讲“王道”,“王道”讲不通再讲“霸道”的历史事实,《裂变》的作者也予以否认。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“帝道”和“王道”(作者统称为王道),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,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;若不一致,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。《史记》上记得很清楚,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“霸道”感兴趣时,对景监说:帝道和王道的实现,需要很长久的时间,秦孝公等不及;只有讲可以速效的“强国之术”,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,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、周那样的成就了。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,《裂变》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。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,而非班固所说的“挟三术以钻孝公”的投机者。
  变法初期,商鞅曾于一天之内,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。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,史载阙如。《裂变》的作者却说,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。而更为荒唐的是,《裂变》的作者说,那些私斗的主犯,在即将行刑的时候,竟然大喊:“秦人莫忘,私斗罪死耻辱!公战流血不朽!”而其他犯人也都“挺身而起,嘶声齐吼: ‘私斗耻辱,公战不朽!’”于是,“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,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:‘私斗耻辱,公战不朽!’”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,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“活祭”的成命,下令:“临行悔悟,许族人祭奠,回故里安葬。”这样一来,那些犯案者的家属,“冲进法场,大哭着向高台跪倒,三叩谢恩”。
 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,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;还要编一个故事,说那些被处决的人,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;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“活祭”临刑的亲人,都感恩戴德。更有意思的是,《裂变》的作者就此写到,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“三叩谢恩”很厌恶,说:“人犯临刑悔悟,教民公战,略有寸功。祭奠安葬,乃法令规定,卫鞅有何恩可谢?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,归于个人之功,否则以妄言处罪。”这一方面是要表明,商鞅在执法问题上,完全是大公无私的;而另一方面,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。
  《史记》上说,新法施行的第一年,反对的人很多;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,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,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,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;这样一来,“秦人皆趋令” 了。钱穆先生认为,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。因为按年龄推断,变法实施之初,太子(约生于公元前356年)尚幼,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。《史记》上还说,公子虔后来又因为“犯约”,而被处以劓刑。钱穆先生推断,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,应该是这一次。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,兹不论。问题在于,《裂变》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,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。这样一来,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,都是他们罪有应得,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,因为“秦法是诛行不诛心”的。不仅如此,《裂变》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,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——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。惟此,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。
 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昂的旧交,骗公子昂前往秦军大营议和,将公子昂俘获,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,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,《裂变》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,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:魏军主帅公子昂写信给商鞅,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,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,当场将他擒杀,然后一举击溃秦军;而商鞅则将计就计,引公子昂率军进入伏击圈,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。有趣的是,当秦国收复河西,把被俘的公子昂释放回国时,商鞅对公子昂说:“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你我只是相熟,不是朋友,更非挚友。卫鞅放你回去,只是因为有你当权,对秦国有好处。记住了?秘密。”篡改历史,还这样“幽默”,实在让人绝倒。
    秦孝公死,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,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。在逃亡途中,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。因为,按照新法的规定,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,是要坐罪的。为此,他不禁感叹道:自己制定的法令,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!不得已,他又逃往魏国(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)。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,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。走投无路之下,商鞅再返秦国,回到自己的封邑,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,结果兵败身死,尸首被车裂,而且满门抄斩。对这些历史事实,《裂变》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。在他的笔下,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,而是挺身前往咸阳,自投罗网,决心以自己的死,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,并且暴露他们;同时,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,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。作者还说,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,竟仰天大笑,认为“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,也不枉了二丄十年心血……他心里踏实——法令能超越权力,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。要想废除新法,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。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?”在作者的笔下,商鞅已脱胎换骨,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,变为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志士仁人了。

  二、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
 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,看看《裂变》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。
  对于商鞅变法,《裂变》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:一是实行军功爵制,一是废除井田制。作者认为,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,一是使原来的奴隶(或称隶农)改变了身份,成为自由民,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;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,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。而实际的情况是,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,战士斩获首级越多,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,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;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,还能“赐邑”、“赐税”,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;不同级别的军官,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。显然,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,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,以及耕地和劳动力,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。《荀子》上说,在秦国,士兵斩获“五甲首而隶五家”。可见,这种军功爵制度,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。商鞅本人,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。他造反时所用的“徒属”,其中的绝大部分,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。
  另一方面,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,只要战争仍在继续,并不断取得胜利,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井田制”固然被废除了(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,还是个问题),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,决不可能出现如《裂变》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。即原先的奴隶(隶农)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,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。在小说中,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:“上天哪,上天,黑家九代为奴,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。今日,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,五百亩!天哪,天,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,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,奴人有了自由身,穷人可吃饱穿暖咧。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、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!”作者说:“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,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,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(指搬进了新村庄),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,获得了自由,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,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。
  实际上,商鞅的变法,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,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。在这一过程中,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,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。早在商鞅变法之前,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(初租禾)。这一制度,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,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;而税率的不断提高,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。商鞅所谓的废井田,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,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,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,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。但是,“废井田”之后,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:“初为赋”。商鞅的“初为赋”,按人头或户缴纳。秦谣曰:“渭水不洗,口赋起。”意思是说,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,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。
  田租和口赋,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,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。董仲舒说,秦自商鞅变法后,征发百姓的力役、田租和口赋,几十倍于古。他说的,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,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。商鞅变法,大的改革先后两次。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,一是编制户口,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,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,实行小家庭制;三是奖励耕织,打击“疲民(懒汉)”,重农抑商;四是禁止私斗;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,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。这些变法,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,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,有利于国家税收,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,是毫无疑问的。司马迁说,这次变法, 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悦,道不拾遗,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乡邑大治”。
  但是,这样的变法,问题似乎更大。以上,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。至于抑商,无非是压制私商,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。董仲舒说,商鞅变法之后,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。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。而强迫人民分家,一经成为风俗,则“民忘六亲,而父子相亲,兄弟相爱,患难相保之风亡矣”!更让人不堪的是,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,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,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,儿子甚至出言不逊。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,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。 “贪戾、好利、无信,不识礼义德行;苟有利焉,不顾亲戚兄弟,若禽兽耳。”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。像这样的变法,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,却一定是贻害无穷。
   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,主要是两条:一是实行县制,二是“为田开阡陌封疆”。实行县制,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,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。这个问题,本文不作讨论。而“为田开阡陌封疆”,就是《裂变》的作者所强调的“废井田”,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。根据上述的讨论,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,所谓“秦民大悦”和“家给人足”的情况,都只是昙花一现,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,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,把“秦民大悦”和“家给人足”这几个字统统删掉,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,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。
  《裂变》的作者,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。只见那刑场之上,四野人海都呼叫着:“商君万岁!新法万岁!”让人觉得,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。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,商、於十三个邑的代表,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,抬着祭品,拿着乐器,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,举行了“活祭”商鞅进行的仪式。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,举起了刻有“万古法圣”的刻木铜字的匾。刑场上,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。送行的人中,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、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,真是让人不可思议。 “商君商君,法圣天神;忠魂不灭,佑我万民;商君商君,三生为神;万古不朽,刻石我心。”这样的颂歌,传遍了刑场。
  读着这样的文字,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。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,居然被赋予“万古法圣”的尊号,还被赞誉为“法圣天神”,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。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?商鞅立法的精神,是轻罪而重刑,以达到“以刑去刑”的效果。所以,连弃灰于道路,都要受黥刑。在这样的“法制”之下,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。这样的“法制”,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,也不可能达到“以刑去刑”的效果的,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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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过把瘾就好?
 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,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,就是“天下苦秦久矣”。这个“久矣”,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,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。这样的指责,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。列国争霸,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,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。然而,秦是当时各国中,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,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;而它的暴政,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,也是最为深重的。
  但是,秦的统一是短命的。大一统对于秦来说,不过是“过把瘾就死”。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,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。而当统一完成,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,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,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。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,如刘邦、项梁、项羽、张良、张耳、陈馀、英布、彭越等,都是“盗贼”。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,或藏匿于闾巷民间,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,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。有这样一件事:一次,在秦朝东郡,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几个字,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,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“黔首”一概杀了。可见,大一统之下,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,虽说很强势,其实也很无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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